　　我国刑法存在许多原则性规定，这些规定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。如“情节一般”，“情节严重“，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出现的非常多，很多没有具体的界定。我国刑法规定的是弹性的法定刑，量刑幅度很大，如“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”、“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”，也使得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。如盗窃罪，就规定了四档法定刑，每一档又有多个刑种和刑度可以适用。如何判决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判断。在同一个法院，甚至同一个法官办理的罪名相同、情节类似的案件中，对于被告人判决的量刑幅度差异过大的案例并不少见，然而其都在法定刑范围之内。如此判决，完全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。符合抗诉标准畸轻畸重的很少，量刑偏轻、偏重的多，一些判决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，但明显不合理、不均衡，有的还有明显的偏袒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检察机关即使提起抗诉，法院也不会改判。

　　3.抗诉标准严格限制。

　　从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《人民检察院抗诉标准》和《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看，检察机关主要重视对实体法适用的监督，重点放在量刑的畸轻畸重上。《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第三项规定“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，但是未达到严重程度，不足以影响公正裁判，或者判决书、裁定书存在某些技术性差错，不影响案件实质性结论的，一般不宜提出抗诉”，从该条规定来看，检察机关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程序问题的抗诉，主要对准于“畸轻畸重”审判的抗诉，但“畸轻畸重”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和标准，只能靠经验判断。在刑事裁判司法实践中，明显超出法定的量刑标准的判决并不多见，出现的问题基本都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，偏轻或偏重和量刑不够合理的情况。

　　4.对于抗诉工作的绩效考核规定不合理。

　　在检察机关内部，对于公诉部门工作绩效考核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抗诉的胜诉率(改判率)，胜诉率不达标的要被扣掉相应的绩效考核分数，这样使得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时不仅仅考虑法院判决不当的程度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最终是否能胜诉。但抗诉判决的结果掌握在法院手中，除非胜诉可能性很大，否则检察机关一般不会冒险抗诉。因此，是否提起抗诉的判断标准已经从认定判决是否有错，变化为抗诉是否能够改判。这违背了检察机关“强化法律监督，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，造成了抗诉工作的异化，本来抗诉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变成被法院判决书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，有的检察院因此因噎废食，不敢抗诉，大大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功能。加之基层检察院对案件提起抗诉必需取得上级检察院的支持，需要不断沟通协调花费大量的精力，有的检察机关抱着多一事不入少一事的态度，就对抗诉工作持消极态度，影响了基层检察院抗诉的积极性。

　　5.人民法院内部的请示制度削弱了检察机关抗诉的意义。

　　在司法实践中，基层法院在审判时，遇到不少问题都会请示上一级法院，按照上级法院的意见进行判决。这样一来,很多案件中的问题即使检察机关提起抗诉，上级法院改判的可能性也很小，二审终审变成了实际上的一审终审，削弱了一审检察机关对审判的法限制了抗诉的效果，削弱了审判监督权的力度。